八十校庆话沧桑

今年5月18日是温州大学建校80周年，她的过半岁月与我息息相关，很值得回味。

温大是由创建于1956年的温州师专和创建于1984年的新温州大学（专科）联合而成的。温州师专，由乡先哲黄溯初先生初创于1933年的温州师范学校发展而来。1959年升格为本科，面向全省招生，才改名为温州师范学院。我正好于1959年考进师院中文系，几乎是与学校同步成长的。说起“成长”，感慨良多，正像电影《便衣警察》主题歌所唱的“几多风雨几多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五十多年前，师院的校址就是现在九山湖畔的原温州一中所在，方圆只有几十亩地。我们进校报到时，见不到一幢像样的教学楼，当时个别杭州同学，看到这番景象，立马背转身“打道回府”。

在怨声载道中，绝大多数同学终于平静下来。我们一边安顿生活一边投入基建劳动，一幢六层楼的教学大楼终于很快地在我们眼前竖起来了。坐在舒适而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好不欣喜。

就这样，我们在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中开始学习了。当时政治运动多，不像现在一进校就正规学习。1959年下半年，全党全国在“大跃进”之后火上加油大搞 “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师生白天上课，晚上开会学习、批斗。我们几个搞宣传的同学自编快板利用晚上排节目。每当我们绕九山湖一圈把快板背得滚瓜烂熟回到学校时，眼望教学楼的灯光还亮着，发觉里边斗争的烈焰还很旺，就偷偷地又溜出校门背快板，直到熄灯了，才摸回寝室睡觉。

第二学期，学校搞开门办学，把课堂搬到农村去，一边劳动，一边上课，一边写公社史。基地就在永强，从温州运来格子铺，搭在“永昌堡”的大院落里。1959年正是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够吃。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小伙子，肚子饿得特别快。班上一位绰号叫“阿Q”的同学，干脆把一天的定量当做一餐，一扫而光。不少同学效法，我也跟随其后创纪录，一个中餐吃了一斤干饭外加二两粥，撑着肚子过把瘾。

折腾了几个月，讨论式的课堂教学收获甚微，领导才决定让我们搬回学校上课。

接着，市委宣传部搞什么“大翻箱底”，抽调一些会动笔的同学，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锐的带领下，到地区各剧团改戏搞活动。有的去京剧团，有的去昆剧团。我们一行陈爱真、陈敏军、王锷、蒋世格五人来到永嘉昆剧团。进团首要任务是修改《荆钗记》。昆剧，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一窍不通，而演员们提起“荆”“刘”“拜”“杀”（南戏四大名剧《荆钗记》、《刘致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却口若悬河。迫于现状，我们只得去“啃”《六十种曲》（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然后糊里糊涂地把《荆钗记》大团圆结尾改作钱玉莲投河自尽的悲剧，结果连“箱底”未翻尽，便匆匆打印成稿，交差了事。“戏改”虽然草率，但毕竟学到了好多东西，如永昆的表演程式（昆剧大师俞振飞评价“南昆、北昆不如永昆”）、唱腔以及老艺人的表演艺术。

回校不久，就参加秋收劳动，到娄桥割稻子去。当时大家把劳动当作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手段来考验自己。下田割稻搞竞赛，腰酸背痛不停歇，站不住就跪下割，一天能割一二亩。身体羸弱又兢兢业业的胡焕光老师（可喜的是，他现已进入耄耋之年，是我们退休老之中的老寿星了）埋头苦干，当场吐血，一位女学生干部也累得昏倒在地；提起这些事，至今令人心寒。

劳动归来精疲力竭，晚上还要配合“千诗万画”运动写诗（大跃进之后郭沫若、周扬编了一本《红旗歌谣》，好多篇幅都是说大话说空话，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趴在被子上强打精神，往往一“挤”就是一二十首。当然那些诗都是头脑发热时粗制滥造的口号，如“红旗飘，锣鼓敲，党中央发号召，六亿人民干劲高……”

这样的校内外环境，对学业的确没有什么补益，要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磨练了人的坚韧意志，以及“假、大、空”的思维方式。

转眼到1961年，高教部下达一个“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文件，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学习成绩跟不上的同学遭到淘汰。这些同学回家后，无计谋生，艰难困苦。一位姓谢的同学，后来在九山花鸟市场设摊卖花，同学看到他的眼神实在是黯然无光，蕴含难言之隐。

而后的两年中，同学们才有机会发奋读书，恶补功课，追回荒费了的时光，终于毕业，有的参加“社教”，有的直接分配到中学教书。1964年学校撤销，在读的学生并到浙师大，部分老师分配到杭大、杭州英语学校、农大，剩下的老师组建了地区函授站。

1974年，我重新回到母校，那时已改名为温州师专，校址就在窦妇桥，即解放前的增爵小学和温州师范的旧址，校舍条件比原来温州师院还差。当时正值“批林批孔”热潮，工宣队进驻学校，三天学习四天批判，闹得沸沸扬扬。一位好色的工宣队长乘着天黑，摸进女同学的寝室，大出其丑，掀起轩然大波，最后只得夹着尾巴溜走。

直到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的动荡总算平静下来。学校一边请中山大学元曲权威王季思教授讲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一边请华东师大的苏渊雷教授讲古典诗词。另外，我还首批被派往北师大中文系进修。1978年初，北京文教界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春天，气氛非常活跃。北师大中文系全面开课，令我饥不择食地既听现代文学史又听文学理论课、写作课并且挤进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筹备会，听取文艺界领导陈荒煤、冯牧的报告，戏剧界元老张庚、著名作家苏叔阳、王愿坚和老诗人臧克家的创作谈，让我广开眼界。

在新形势下，学校才全面走上正轨。学校领导还请出国学功底深厚、当年西南联大毕业名列榜首的游任逵老师执掌中文系，教师的业务水平顿时上了新台阶，学校的学习氛围也蔚然成风。教师除了专业进修之外，还攻外语。我们这一代人，外语是很糟糕的，初中学英语，高中学俄语，大学学了一点点俄语，后来与苏联吵架，全给丢了。十几年之后考职称又学外语，只得“迈步从头越”。记得当时学校办好多外语学习班，我就参加符丕盛老师的日语学习班，拿着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死背硬记，考试侥幸取得了好成绩。

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后，百里挑一的77、78级学生，一进校就摒除游手好闲打打闹闹的恶习。同学们经过十来年学业的荒疏，痛定思痛急起直追，攻坚克难誓把丢失的知识补回。晚自习，图书馆里挤满人；熄灯了，还发现个别同学借着厕所的一丝灯光在看书。我当时担任中文78（1）班辅导员兼教写作课，一进课堂就发动大家写文章，并办了《九山湖》文艺刊物，给他们以展示平台。有些同学就一直坚持写到现在，那个班出了好多写作人才，如剧作家、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温州日报副总编，出版诗歌集、散文集以及小说集的更是不计其数。

就这样，不多久，教师的成果出来了，学校办了《学报》，教师的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继而专著也出版了。到1983年，经全校师生的努力，又恢复了师范学院，并在学院路征地五十多亩，开发新校区。1987年以来重新开设了政教、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美术、音乐等九个专业，全部搬入学院路，开始新的征程。

2000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的合格评估，学校又上了一个台阶。2006年师院和新温大合并，成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并重新开辟茶山高教新校区。而今温大面积达2224亩，校舍104.6万平米，教职工2366人，其中教授176人，下设19个学院，全日制在校生达三万余人，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屈指算来，五十余年匆匆而过，当年青春小伙现已垂垂老矣。但母校依然山花烂漫，前程似锦。

（转自温州晚报2013年5月1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