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林坚强出生温州，他集干部、学者、教育工作者为一身，其治学生涯伴随温州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温州改革发展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上，屡屡建言献策，并且著述颇丰。
林坚强
作为干部，他曾担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作为学者，他是温州市经济学会执行会长，温州市政协文史工作特邀研究员。
作为教育工作者，1998年他评为副教授，2012年被温州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曾担任过温州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2020年11月6日，林坚强为温州
大学2020级金融专业研究生讲课
征得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节选林坚强撰写的自传体文章：
《我与温州学研究》
一、 主要研究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温州人大胆挣脱计划经济的羁绊，先行先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社会变革的先驱。我的而立之年恰逢改革浪潮迎面扑来，逼迫我要与温州人民“并肩作战”，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大胆探索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力所能及去研究解决之道，并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予以诠释。
同时，围绕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老百姓关心的难点，先后提出了十几项议案建议，得到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著作论文和议案建议两个方面。
（一）著作论文
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拓展，人们需要了解掌握股份经济的基本知识，自己从经济学专业角度，尝试编写了《股份经济实用知识》一书，由温州大学内部出版。在此基础上，1992年合作编著了《股份企业与股票债券》，由海洋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后撰写（包括合著合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论语温州》、《钱生钱的密码》、《温州民间借贷风暴》、《温州指数——中国民间融资风向标》、《郭心崧传》《温州模式再研究》等著作，分别由宁波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正式出版发行。
在《中青年经济论坛》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30余篇。
作者撰写的著作和在《中青年经济论坛》《经济学周报》《中国民政》《国内外经济管理》《理论内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刊》《温州大学学报》《温州论坛》《温州金融》《温州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二）议案建议
1.关于温州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建议
1985年10月，针对温州国营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撰写了“关于温州国营工业企业股份制变革的建议”，时任温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刘锡荣作了批示，予以肯定。
2.关于温州家庭生活服务社发展的建议
1987年针对温州家庭生活服务社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笔者进行了深入调查，撰写了《温州家庭生活服务的兴起及其作用》一文。建议有关领导应把生活服务的社会保障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认识，适当地解决家庭生活服务社的场地、资金等问题，使这支后勤力量在社会家庭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关于温州大学发展的建议
2001年初，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对《高等教育法》进行执法检查调研的基础上，就温州大学发展问题，撰写了《温州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思路的思考》一文。明释三套方案，提出最佳方案为温州大学与温州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新的综合性大学。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同意，以《调查研究》专题调研报告呈报温州市委、市政府等，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
4.关于发挥在外温州人优势的议案
2003年领衔提出了“关于发挥在外温州人优势的议案”。其议案的核心内容是重视在外温州人的作用，努力推进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得到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5.关于小贷公司试行优先股融资的建议
2013年，提出了“关于小贷公司试行优先股融资的建议”，主要是建议解决小贷公司融资难问题。建议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随后出台了有关“试验”政策。瑞安华峰小贷公司首期以非公开方式发行1亿元优先股，成为全国首单小贷优先股，拓宽了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更好地为小微企业服务。
6.关于要求市政府加大政策支持，推进市区多层次住宅电梯工作进度的建议
2016年初，提出了“关于要求市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加强协调，推进市区多层次住宅电梯工作进度的建议”也得到市政府及住建委的高度重视。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指导意见”，方便居民特别是残疾人、老人上下楼出行，完善住宅功能，提高居住品质。
7.关于对证券业及机构相应重视的建议
2016年11月，提出了“关于对证券业及机构相应重视的建议”，引起了市政府金融办公室的高度重视，使温州市证券业地位得到提高，成为温州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二、温州模式的研究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模式”这一改革的产物，自1985年5月公开问世以来，一直曲折前行并伴随着争议。几十年来，自己一直关注温州经济运行及温州模式的创新发展。
2016年5月11日作者在温州大学主持
召开“温州模式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
“温州模式”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关键之一是温州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于坚持改革实践，开创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径。
长期以来，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相对固化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理论界固执认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私人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对于改革初期出现的个体私人经济及专业市场，总认为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违背。当时，自己在温州市宣传部理论科工作，接待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编辑部等多批考察团，向同行们介绍温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阐述温州个体私人经济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赞许。
1986年至1987年期间，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理论内参》陆续刊登了本人撰写的“所有制改革必经与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国营经济一定要占主导地位吗？”和“温州农村十大观念更新”等论文。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在温州的实践”和“温州的实践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两篇论文，通过专家审定后，《经济学周报》和《中青年经济论坛》予以刊登。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开放劳动力市场是理论界热衷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政策上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人在调研的基础上写了《劳动力市场在温州的实践》一文，依据温州的实践，阐述我国开放劳动力市场势在必行，强调它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达到劳动力在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至于劳动力是否属于商品范畴，我认为这些概念上的争论需要转到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上，只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更快地富裕，即使劳动力是商品也未尝不可。因为，劳动力不等于劳动者，劳动者既是经济人，又是政治人、社会人，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仅仅是劳动者作为经济人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影响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每个劳动者在政治上的平等，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大区别。
当时，对劳动者市场观点争议很大。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关于“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一文中写道：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讨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说了一句话：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后来，经中央常委审阅，劳动力市场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188页）。
除了劳动力问题外，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争议分歧也是很大的。自己基于温州模式的实践，探讨理论上如何重新认识私人经济和按资分配。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私人经济（雇工经营）一直视为异端，不承认它的合理地位。其实，温州私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走在理论前头。从实践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初期阶段，私人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较大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私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二是各自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不同；三是在企业中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雇工与雇主在政治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阶级压迫。因此，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经济的新特点及实践效果，改革中出现的私人经济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式中的一种特有形式。
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必然带来分配理论的再认识。这里所讲的分配理论仅指微观层次企业内部的收益分配（除上交国家税收和管理费外）。当时，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理论，出现了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之以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温州的实践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分配方式是可取的，有利于激励经营者投资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社会游资，促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温商”是温州模式的创造者、实践者，正如有人说：没有温商，也就没有温州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私人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了肯定，温商走遍全国各地，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温州本土对此并未相应的重视。2003年初，针对这一问题，自己作为温州市人大代表，领衔联合易本等11位市人大代表，在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发挥在外温州人优势的议案”，认为温州经济所以充满活力，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的鲜明特色，是因为它有20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创业经商。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我市有160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收入达2400亿元，相当于在全国各地再造了一个“温州”。这种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解决了全市五分之一人口的就业问题，缓解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构建了庞大的温州产品销售网络，带动并加快了全市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资金回流，积累了充裕的民间资本，为温州依靠民间资本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条件；为温州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市场信息，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推动了市场调节机制的率先建立，并形成先发优势；扩大了温州在各地的知名度，进而树立起良好的形象，逐步形成了温州区域品牌效应。
在外闯市场的温州人，个个是活跃的“细胞”，如何把“细胞”的活力变成“肌体”的活力，把在外温州人的优势潜能充分发挥和挖掘出来，转化为温州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转化为温州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产力？这些无一不是当时温州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建议：一是要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全方位地关注在外温州人工作；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在外温州人联络机制；三是要改善政府服务，制定优惠政策，激发在外温州人回乡投资。同时，与温州市协作办陈永聪、王廷、王可训等，撰写了“进一步发挥在外温州人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刊登在《温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议案”和“论文”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良好的效果。2003年11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温州人大会，努力推进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目前，“温商”在全国26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近300个温州商会，为180多万温商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温商”成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亮丽的新群体。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各类回顾、纪念的文章也开始屡屡见诸报端，自己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实践者，选择了30篇文稿汇集成书，定名为《论语温州》，当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审核出版。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奇为此书作序。他在书序中写道：
我与坚强虽然相识在温州工作期间，但对他的研究文章早已拜读过。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温州的实践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劳动力市场在温州的实践》等文章，在当年，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挑战传统的胆识和突破理论藩篱的勇气。而这些文章，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到英气逼人，一股坚定的力量力透纸背。而当“股票”还是新生事物的时候，他就撰文对证券市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见解独到、精当，具有前瞻性。他甚至在1992年就提出，“发展证券市场是温州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温州要在“先发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金融体制的建设，发展资本市场，将改革推向纵深，从而延续“温州模式”更大的辉煌。坚强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艰苦而务实地探索，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学人求真的精神本质。此书被温州市文化研究提炼工程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列为“温州文化研究工程第三批项目”（WYZ0713）。
2014年，自己应邀参与温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撰写文本，撰写了“温州人精神与温州模式”一稿，提出如下主要观点：温州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温州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经市场经济大潮洗礼而形成，其主要源是温州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力。温州模式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2014年秋，应温州大学浙江温州人研究中心之约，与温州晚报原总编胡方松，历时3年多撰写了《温州模式再研究》一书，在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重视和支持下，2018年10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之际，予以正式出版。2019年2月，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书摘》（2019年第2期）还予以摘录推荐。《温州模式再研究》一书，汇集了作者亲历亲为的翔实资料，并进行了梳理研究，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见解，认为“温州模式”的生命所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其价值在实践中逐步体现出来。
温州模式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是由温州模式核心内涵和本质决定的。根据温州农村和各地农村的长期实践，以及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兴办工业打通流通走向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种不发达地方依靠自己力量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种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自我脱贫奔小康求富裕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农村工业化可供选择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城镇化可供选择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它既适合于依靠群众和地方自己的力量，加快解决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也适合于依靠群众和地方自己的力量，加快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可以说，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温州模式都具有自己的强大生命力。不能只从温州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快慢看温州模式的生命力，而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温州模式持久旺盛的生命力。2018年，应温州市政协文史委之约，撰写了“探索温州模式”一文，列入《我与温州模式》一书，认为，改革开放的今天，研究“温州模式”，并非照搬照抄以往成功经验，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不断扩充丰富“温州模式”的内涵。
三、温州民间金融的研究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当时，本人因年龄到杠，卸任了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经市领导同意，被温州大学聘为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这就获得更多的机会与时间从事民间金融的研究。
民间金融一直是温州改革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也始终是一个令世人关注的大话题。民间金融是各种民间融资的总称，泛指不通过官方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的一切民间融资活动。通常包括居民间的借贷、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会、典当行以及小额投资入股等。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1年，伴随着温州个私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民间金融经历了风风雨雨，可以说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之路。
2011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最大的一次民间金融风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最大的一次民间金融风暴。这次风暴，因资金链断裂，温州一批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扎堆倒闭，企业老板因不能还债而潜逃或自杀，企业倒闭关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总体处于无序状态，风险乱象并存。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爆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对于民间金融，过去有所了解，尤其是在2011年初，对于无序的民间金融感到担忧。炒“钱”之疯在温州及全国许多地方一浪高过一浪，我预感一场“金融风暴”将要降临，为此忧心忡忡。自己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坦然决定撰写一本现代理财书，通过总结自己20年的理财感悟，告诫人们要理性投资。书名本来考虑为“现代理财方式的选择”，后来，考虑读者的关注，定名为“钱生钱的密码”。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还为此书写了“一本特别的理财书”的序，认为林坚强所撰《钱生钱的密码》，谈的是钱，但读者从中真正读到的却是人，是作者的人性观察和人生感悟。他以温州人的聪明与才干，务实与清醒，追求与理想，告诉人们：成功的投资不仅来自于知识与技巧，更在于投资人高远的眼光，宽宏的胸怀，诚信的品格和君子取之有道的情操。
2012年4月，与温州晚报原总编辑胡方松等人合作编撰了《温州民间借贷风暴》一书，系统的阐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认为温州民间借贷风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编撰《温州民间借贷风暴》，就是想赶在第一时间，通过对这个风暴的直击记述，让更多的人，以及后来的人记取这个风暴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要加快金融体制到位改革的步伐，让民间借贷能早日阳光化、法规化、体内化，让民间信用早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小企业能早日得到发展所需要的足够资金而不再成为银根紧缩的牺牲品。今日的危机，要化为明天的希望；温州风暴的代价，要转变成中国的财富。“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大战略问题。温州在金融综合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批农村资金互助会，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
2013年，自己与胡振华教授等深入瓯海、瑞安等地调研，撰写了《农村资金互助会融资性质与实现形式》一文，刊登在《广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是民间金融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相对于其他地区，总体运行比较正常，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14年，受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委托，本人担任课题负责人对其发展现状及创新路径作一研究。同时，专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难问题向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取得良好的效果。民间金融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满足了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弥补了正规机构的服务缺位问题。但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市场产生一些弊端，最后酿成地方性的金融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缺失。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民间金融市场建立一个监测体系，定时发布民间融资利率变化情况。也能使监管部门掌握社会资金的真实需求变化，发现风险苗头，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任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作为首项任务。其中，有三个细分任务：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而“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则有赖于编制一个新的民间融资利率指数——“温州指数”。2012年4月，启动“温州指数编制工作”；12月7日，“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正式对外发布。2013年9月26日，“温州•中国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引起了国内外有关部门及媒体的关注。
2016年3月，在中美央行高端对话活动中，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发言中建议货币政策应关注“温州指数”。自己在担任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期间，一直关注“温州指数”的完善以及运行主体的研究。2016年，与孙即、叶永两位博士在研究运行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温州指数—中国民间融资风向标》。中国著名金融专家谢平为此书作序，认为“温州指数”，既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成果之一，亦是民间资本服务于小微企业的集中体现，更是利率市场化直接反应。《温州指数—中国民间融资风向标》一书是“温州指数”运行以来的阶段性总结，从“温州指数”的出台背景出发，探讨其内涵、体系与意义；同时，对“温州指数”发布以来的近三年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温州指数“的计算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会、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和P2P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温州指数”发布结果，构建了民间融资风险监测模型；进而探讨了“温州指数”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本书既可为民间金融研究者提供研究素材，亦可为政府监管人员和广大民间金融从业人员提供参考。“温州指数”既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民间资本服务于小微企业的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工具，更是利率市场化的直接反映。
为了进一步完善“温州指数”，自己撰写了“关于将“温州指数”列入国家货币政策研究的建议”，2017年初提交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代表尤小平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513号建议的答复意见认为：“温州指数”作为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的创新举措，自编制发布以来，在提升民间借贷价格透明度、引导民间融资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直以来，货币政策不仅关注正规金融，也密切关注民间融资状况，您的建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四、股份制及证券市场的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己持续不懈地关注研究股份制及证券市场。1984年，在浙江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班就读时，有幸聆听董辅礽、戴圆晨等一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谆谆教导，对股份制及证券市场特别感兴趣，先后撰写了“浅谈国营工业企业股份制变革”、“利用股份市场，拓宽发展空间”、“发展证券市场是温州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等文章，刊登在《温州日报》、《温州大学学报》等报刊上。
1988年，为了推进温州股份制改革，撰写了《股份经济实用知识》一书，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特为此书作序。1992年初，在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就读研究生主要课程时，与陈加琴、林瑞荣、林江帆、邱国宁等合作，在《股份经济实用知识》一书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关于股份企业条例的有关规定精神，撰写了《股份企业与股票债券》一书。时任温州市市长陈文宪为此书作序。
1993年，从理论学习研究转向实践，投身证券市场的尝试之中，在实践中学习、提升。关于股份制的新观点及思路的前瞻性为我国及温州股份经济发展所证明。1988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在《股份经济实用知识》的书序上写道：股份制企业在温州的大量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而目前有关部门和企业尚缺乏股份经济的资料。……《股份经济实用知识》这本书集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于一体。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发展股份经济的必要性；从知识角度比较系统介绍了股份经济的基本知识；从实践角度分析和提出股份经济在温州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这对于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股份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1992年，时任温州市市长陈文宪在《股份企业与股票债券》书序上写道：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发表后，改革开放大潮再次涌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了发展步伐。对于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证券、股市究竟好不好?小平同志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鼓舞下，一场以股份制试点为中心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改革金融体制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地掀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既关心，又茫然。一些国营、集体企业也想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现代企业组织，但不知从何处着手筹划；一些市民想参与股票债券投资，使手头的钱增值，而又不了解股票为何物；经济综合部门想进一步推进股份制改革，引导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向规范化的股份公司发展，但缺乏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制资料。针对这些问题，陈加琴、林坚强等同志编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是适应市场需求的运而生的产物。该书集政策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既阐明股份企业和股票债券的基本知识，又介绍了参与股票债券投资的基本程序、技巧及一些成功经验，还汇集了国家体改委和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关于股份企业和股票债券的法律、政策等，内容丰富，指导性强，值得一读。五位同志关心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的热情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编写《股份企业与股票债券》一书的基础上，针对上世纪90年代温州企业上市滞后的现状，撰写了“利用股票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一文（刊登在温州日报2000年9月9日），认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我市在这方面显得落后。据初步统计，至2000年6月底，我国各省、市有1100多家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累计筹资5000多亿，浙江省有51家企业发行股票，筹资240多亿元，我市仅东方集团发行股票，筹资2.3亿元。另外，从股票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看，全国股票市价总值达4.4亿元，流通市价总值1.4万亿元，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和18%左右，我市一家企业股票市值仅20多亿元，流通市值仅5亿多元，分别占我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0.8%左右。这与“遐迩闻名的温州”的地位极不相称，长期下去，将会弱化我市经济发展的后劲，延缓现代化新温州建设的进程。股票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股票市场对推动企业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一是有利于筹措资金，加快城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有利于调整结构，促进龙头企业的迅速扩大，实现产业升级。三是有利于转换机制，摆脱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四是有利于更新观念，增强现代市场经济的战略意识。温州应创造条件使更多企业争取发行股票上市，成为我市新兴产业发展的龙头，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新温州的建设。2018年，与陈荣剑合作提交《温州市证券业发展研究》课题申请报告，被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列入年度应用对策研究课题。2019年5月，俩人围绕课题研究撰写了《温州证券业在经济转型中的问题与建议》，认为在温券商缺乏IPO牌照、在辅导上市积极性以及专业性的投行团队，导致温州本地上市企业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短板明显，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温州地区经济转型。以无锡经验为参考，建议政府成立或引进本地法人全牌照券商，并增强在温券商在一级市场的竞争优势。其报告至温州市社科联，以其《智库报告》（决策参考）2019年第6期呈报市领导参阅。2019年6月17日，市长姚高员作了批示。
五、温州历史名人的写传
温州人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历史上名家辈出。2013年10月10日，《温州日报》瓯越风土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民国邮政总局局长——郭心崧》，这样一位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在《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等文献均有记载，而在国内及温州却鲜为人知。为了挖掘温州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温州人的文化品位，自己着手撰写《郭心崧传》。
郭心崧先生自东渡留学后，其人生主要经历发生在远离温州的异地，对郭心崧的资料收集异常困难。2013年10月底，驱车去苍南龙港，联系到陈文苞作者，进行了交流，参观了郭心崧先生的故居，虽然获得一些资料，但离写成一部人物传记却远远不够。11月初，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徐华炳副教授商议，组建写作小组，扩大范围搜集郭先生的有关历史资料。一是从温州大学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搜寻有关历史书籍及郭先生上世纪20年代刊发的论著；二是从互联网上搜集有关资料及购买曾经与郭心崧共学共事的名人回忆录；三是亲自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邮电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邮政博物馆、天津市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温州市档案馆及南京大学，收集有关原始资料；四是走访集邮专家，获取邮政及邮票方面的资料；五是拜访郭心崧先生的直系亲属，口述了解郭先生的人与事。当各方面资料收集后，感到可喜的是内容相当丰富，尤其是1922年至1942年底这段时期，资料比较完整，仅民国《中央日报》、《申报》刊载郭心崧先生的活动，就有100余条。但资料参差不齐，郭心崧先生辞去邮政总局局长之后的资料很少。为了补充资料，先委托日本东京温州商会余飞舟秘书长了解，却无人知晓。尔后，通过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一力教授，联系日本的姜红祥、西口和迁田等学者教授，仅提供一份日本筑波大学台湾籍博士杨子震著的《中国驻日代表团之研究》，文稿中涉及郭心崧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一部传记，不可能十全十美。郭心崧一生的精华是在1922-1942年。于是，调整写作大纲，考虑先整理成书，作为“抛砖”，让人知晓，让更多的学者去挖掘，去研究，以达“引玉”之初衷。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为此书写了《值得立传的民国人物》序。2014年10月，《郭心崧传》一书正式出版，获得了有关专家和众多朋友的微信点赞。中国邮政博物馆专家不仅点赞，而且将有关郭心崧的原始材料复印传递过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十一届秘书长姚民声：“所著民国邮政总局局长传记收到，谢谢！书中反应中国现代化道路寻求中的不同思考，尤其是那些年代的论著，至今仍有启发”。浙江省法制办原主任郑志耿：“题材难得，传记写法也有个性研究的可能”。更为难得的是，此书出版后竟促成了郭心崧失散70年的儿女在家乡温州重聚，引起各类媒体关注，留下一段佳话。2015年《郭心崧传》被评为“温州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进步奖。”
左为周瑞金右为本人
关于温州籍中国历史人物许璇的研学。许璇外界知道的人很少，作为温州老乡，知道他生平及成就的人也不是很多。在许璇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自己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赴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清池校区等许璇工作过的地方寻找第一手史料，撰文纪念，为温州有这样一位先贤感到骄傲。中国农业大学校史馆的“创建篇”展示:许璇作为农学的著名教授、校长，最早提出了“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农业经济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厚基石。《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有相当篇幅记载了许璇在农大十几年的峥嵘岁月。他那做人做领导、做事做学问的风范，至今依然备受敬仰。
许璇，字叔玑，1876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瑞安的耕读世家。1905年夏选派留学日本，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旋即归国，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兼农场场长。尔后四度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校长，两度出任浙江公立农业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校长）；1924年任中华农学会会长，连选连任10年。著有《农业经济学》《粮食问题》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农业科学之先驱。于右任称其为“农田实学贾思勰、乡邑先圣叶水心”。中华农学会赞其为：“群士所师，群农所倚”。许璇在近代农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学校师生和农民的尊敬与爱戴。1934年11月9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校葬。蔡元培题写墓碑，马叙伦撰写墓志。马寅初、于右任、马君武、郭心崧等400多位社会名流赠挽联缅怀。4000多名各界人士致送花圈、祭幛等。4000多人前去京城许宅聚贤堂瞻仰悼念，有的从南京、上海、杭州、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专程赶去悼念。本人出于对许璇先生的敬意，于2016年初撰写了“关于重视中国农业科学先驱许璇的研究，加快温州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与林崇国代表一起提交温州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市政府及农业等部门重视对著名农业教育家许璇的研究，汲取许璇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精华，推进温州新农村建设。
2016年6月，撰写了《不曾忘却的中国农学泰斗》一文，刊登在《温州人》杂志2016年第7期。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许璇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80多年了，但他那学农志农、造福农民的执著追求，严谨治学、唯实创新的独立精神，敢于担当、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依然熠熠生辉。
研究、研究、还是研究。自己有幸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全过程，对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爱思考、爱研究，并将温州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融入到高校教学之中，赢得了师生的认可和赞誉，这是特别感到欣慰的。时今，已到了有生的转折之年，如有可能，仍会秉承“为学求真、为人求实”的精神，为温州学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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