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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选自《詹振权教育研究文集》卷首语

发表时间：2018-07-11 19:03:06 文章来源：流览量：

从1960年我第一脚踏进教室门槛的那一天算起，至今我已当了整整55年的教师。在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从小到大，从大到老，“老师”两个字，始终是我生命里的关键词。

我的祖辈和老师给了我坚实的教师基因

我家三代都是教师：外公游叔丹、父亲詹荣、姑母詹华和二姐詹如松都是远近闻名的教师，因为前辈的榜样示范和环境的耳濡目染，加上在青少年时期，我接受了许多名师的教诲和引导，从童年起就萌发了对教师职业的爱慕之情。

平阳一中的作家老师姚亦菲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当众宣读，使我爱上了写作。教数学的曾昌勋老师使一个毫无数学细胞的我受到了严格的思维训练，在他任教期间，我在家庭贫困无力购买教科书，因而无法完成作业的条件下，所有的数学考试都得了100分，除了毕业考因忘了写名字而被扣10分。他们为我的智慧发展和道德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毕业后我读了温州师范学校。在这所名牌教师的摇篮里，当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许霁青先生，课堂上不看讲稿而出口成章的薛永杭先生，能立马报出任意数平方根的项启钏先生，把我看作得力助手和得意门生的温籍著名画家金作镐先生，具有非凡音乐才华、在矿山工篷里“劳改”仍不忘为下半生奠基的林虹先生，使我领略了什么叫做教师的魅力。那三年的职前教师教育，不但培育了我对教师职业的喜欢和热爱，而且让我初步养成了教师工作不可缺少的师德师能。

1956年从温师毕业后，我放弃了多年迷恋的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进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前身）教育学系，开始专门的教育理论学习。虽然在19岁读大一时误中“阳谋”，我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右派”之一，被剥夺了正常的专业学习权利，但由于陈立（浙江师院院长、世界著名工业心理学家）、郑晓沧（著名世界教育史专家）、王承绪（原浙江师院教务长、著名教育理论家）、金锵（原杭州大学副校长、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诸教授的榜样示范和专业引领，还由于在同学和亲友的冷眼中度过的青春岁月从反面激起的“翻身激情”，更由于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在教室、图书馆和校园角落，我总在争分夺秒地听课、读书、思考、写作，我还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追求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1958年，我在金华农村经历了8个月的“劳动锻炼”，1959年因为“罪行查无实据”和学友抬举，而在全校二百余“右派”中，第一人被摘除了“右派”帽子。

我当了20年的中小学老师

1960年被正式分配工作，在老家领受一年进一步的苦难洗礼后，我正儿八经地跨上了讲坛，先后在平阳师范学校、东风中学、临区小学、鸣山小学、城东小学等学校，扮演了一名教育者和“阶级敌人”并存的尴尬角色。我在痛苦地承受批斗和侮辱的同时，也在尽己所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积累了以后的理论工作者难以重复的一线教育经验。

1961年7月，我在办在“东岳观”里的平阳师范学校（老平师）初试牛刀。当时的老学生，今天的著名画家，浙江省首批特级教师姜玉铭说：

“詹老师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惊人之举，身体力行到生命的极致。他是个实现了生命意志、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因此他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得到了学生的深情敬仰……六十年代是个不准思考的年代。詹老师一来到教室就吸引了我。他上课时很轻松。那时在他那里就已经有了人文教育、和谐教育。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他，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大家的朋友……”

半个世纪后，老同事杨华珍老师告诉我：“多年前，在宜山教办偶遇您的老平师学生陈祥甫（1962年的平阳师范学校停办，他失业在家）。他曾详细地介绍了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你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饭票资助了他，还介绍他到一民办学校任教。”和我同届的杭大同学张一炳也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多年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此生能结识你这位老弟，真是三生有幸。刚进平阳师范时，学校指定我搞一个教育实习展览会，你帮我设计安排内容；教育局领导要我为农民夜校教师讲授教育学，你为我提供材料；校长要来听课，你和我一道备课……使我在平阳师范度过了道道难关，并且还受到好评。”

一年后，学校因国家困难而停办，我在被强制“退职”不成后，来到了专收“五类分子子弟”的民办东风中学。在这里我与这些苦孩子结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师友情谊！当年的东中学生，今天的著名书法家画家叶宗武回忆说：“那时的余秋雪同学家境困窘，父亲在外坐牢，母亲实在无法养活她们五个兄弟姐妹，只得让她辍学帮助母亲支撑那个残破的家。是詹老师从平阳赶到金乡，苦口婆心说服她母亲，讲到当年平阳到金乡交通不便，老师从早走到晚，到她家连一口水也没喝就连夜赶回去……，秋雪哭了，同学们眼圈也都红了……”郑兰菊的父亲（原国民党某部参谋长）临解放逃往台湾。东风中学毕业后她失业在家，后来嫁给了一位同样出身“不好”的丈夫。为了谋生，肢体稍有缺陷而心灵手巧的丈夫在家装配“仪表车床”出售，被“打办”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去坐牢。在近年的一次东风同学会上，大家都在回顾求学时的师生情时，她说：“受欺受压，东逃西躲成了我前半生的‘常态’，但每次当我‘跌倒’时，我就会想起当时詹老师在东风中学教我唱的那首歌。”想不到她随即激昂地唱了起来：“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天刚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

蔡正中支边新疆已五十余年，这位当年的“调皮鬼”今天成了古稀老人。他写道：

“回忆我在东中求学時期，詹老师在课堂上精彩教学，至今记忆犹新。那時的我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充满愧疚的无知，有時还打架斗殴。由于不好好学习，各门成绩都不怎么样，唯有詹老师的语文课让我着了迷，上初二時，一篇作文居然受到老师好评，被贴到了墙报上。老师这一并不起眼的一着，增强了我的人生自信，后来我支边，参与企业管理，都亏那时奠定的坚实基础。文革中我父亲的申诉都是我写的，有些还是以我自己的名义发出。”

袁杪成绩优异，为人忠厚老实，是我在东风中学工作时的得意门生。毕业后他种过地、当过会计、养过蜂，晚年为一花圈店老板打工艰难度日。大约是2010年前后，他回忆说：“转眼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詹老师预料春天已到，特意步行二十里路到我家，鼓励我去参加高考，但我以出身差、家境穷、学历低，婉拒了老师的好意。1978年老师又约我去城东中学，劝我抓紧时间复习，说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压在头顶上的帽子已被掀去，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他又以施正伦成功的例子鼓励我。但我又以已结婚生子、家境贫困为由再次拒绝了老师的劝导，以至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落得一辈子一事无成。老师，我辜负了您的关爱，白费了您多年来的教导，至今万分愧疚。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样关心我、现已仙逝的叶师母！我白让您们费心了，您们所器重的学生，却那样地不争气，那样的无能！

“四十五年已经过去，老师一直在牵挂我，帮助我，为我的命运担忧。欠老师的情，欠老师的恩，这辈子因自己的无能和不争气，师恩难谢，师恩难报！只能道一声：对不起！”

东中停办后，我来到三大寮的临区小学，在外婆的呵护下度过5年艰难的岁月。1964年我不知道自己的大脑皮层哪根弦松了，在小学四年级的图画课上让学生临摹领袖的头像，还把13张画得最差的习作批了“不好”两字。这在若干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戴上了污蔑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此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

这时我已很难继续在临区小学再待下去了，1970年9月被调到鸣山大队小学。因为担心一旦被“自愿退出”教师队伍，以致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我在工作之余自学若干谋生技艺。当时的鸣山人都知道学校里有一个会看病、会理发、会做衣服的詹老师。我白天上课，晚上辅导“文宣队”，许多农友与我有饭同吃，有酒同喝，有活同干，成了莫逆之交。村民们碰到文书往来、红白喜事、矛盾纠纷，都来找我商量。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联系。有位小学毕业的孩子，经我辅导，还考上了中专，走上了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人生道路。

1975年城东小学办了个戴帽初中班，由于好心人的推荐，我被调至该校任教。当时的学生，今天的党校校长何忠翊说：“在学习上詹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讲授作文，他总是把构思写文章比作做衣服，因为老师是一个手巧的人，看看书就会裁剪。他是想借此把文章结构布局和文字详略安排的要领教给我们。现在看来，这个比喻颇为贴切，事物因平衡和比例而产生美，做衣服，写文章，建筑设计等等，莫不如此。如能掌握其精髓，将使你终身受用。老师的指点真的颇具奥妙。”

那时有位学生叫郑伶俐。因为在教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时，我曾在黑板上用粉笔勾勒了“狂人”的形象，让她激动和羡慕不已，从此她下定决心，要像我那样，在绘画上有所发展。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她高中毕业七年后再次成了我的学生，今天她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画家。她说：“在学生时代，詹老师常用一些看似简朴但含义深刻的话教我做人。每逢我遇到困难，总想在老师面前诉说；在我工作和生活碰到困难挫折时，他总会为我作理性的分析，及时地给我帮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总是把詹老师作为自己的父亲来看待。在教过我的许多老师中我最崇拜的就是他”。1976年，猖獗一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像我亲爱的祖国，我个人也迎来了生命的春天。于是平生第一次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作学术演讲，第一次向学术刊物投稿并被发表。当年临区小学学生，今天的浙江大学教授，能源与环保专家，研究生导师施正伦写道：老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真正的‘有教无类’的实践者。真的，如果没有老师这份‘永远放在心上’的责任心，就不会有我美好的今天。正是您，把我这个辍学七年、在家务农的小学戴帽初中生，硬是 ‘软硬兼施’地‘逼’进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考场，并有幸被录取，从此彻底改变了命运，同时也使老师成为了我恩重如山的再生父母。”

1977年的秋季，在我的多方“逼迫”下，正伦听了我的话，投入到“复习”备考的日日夜夜中去。对于一个只读过8年书的戴帽“农中”学生，要想和正宗高中毕业生同台竞考大学，困难当然是明摆着的。其中特别是化学课，他从未学过，连化学元素符号都不认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就叫他每天到我家，给他一章一节地讲解，一题一题地做练习。他确实“灵光”，没多久，他就初步掌握了当时中学化学的基本内容。别的课程则请朋友帮助。

报名截止的那天，我整天心绪不宁，不知道阿伦有没有去报名！那时没有电话，联系很不方便，只得第二天一大早去教育局打听，果然不出我所料，考生报名单上就是查不着他的名字。“阿伦啊阿伦……”我用脚狠狠跺着地，气得脸都铁青了！怎么办？正是应了“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老话：刚好负责报名的是我过去的学生。当我知道名单尚未上报上级招办，就赶快自作主张地给他补上，并取来照片赶在送报前为他办毕报名手续。

仙坛寺脚的教师职前教育经历

1979年，我被调进了办在仙坛寺脚的平阳师范学校（新平师），担任大专班教育学教师。与十八年前相比，如果说当年我凭借着一定的专业功底、口头表述和板画技能赢得了学生们的欢迎；十八年后，实践使我在这三个方面的能力继续有所提高外，我还经历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教育实践的锻炼和考验：我教过中小学的语文、数学、常识、美术、音乐等多门课程，担任过十八年的班主任，指导过各种课余的文学、艺术、政治活动，积累了一些教育教学的鲜活经验。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新变化，使我的教学更受学生欢迎。

当时的中文专业学生、今天的校园作家、中学高级教师陈友中认为，“唯有詹老师的课才使大家眼睛一亮，都有被镇住的感觉。”他说：“詹老师在课堂上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深邃、观念前卫，他常以贴切的案例、比喻，配以恰到好处的手势和幽默风趣的语言，把抽象无味的概念和条条化成了一

出出生动的‘戏’，绘出了一幅幅优美的画。上课时同学们总是听得聚精会神，教室里不

时地传出阵阵笑声和掌声。记得当时的教导主任方兴华老师曾这么评价说：哪个教室掌声多，詹老师就在哪里上课。

“一晃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与来自各地的同学数载同窗，分别在即，无不依依不舍，空气里也充满离情别绪。记得毕业典礼是傍晚时分在教室前面的天井里举行，校领导落套的临别赠言后是詹老师的讲话，他引用了李白送孟浩然的典故，把对我们完成学业的祝贺和师生的难分难舍之意表达得真挚而高雅，情真而意切，字字如诗，句句扣人心弦。大家都给深深地吸引住了，有许多同学当即流泪。”

八十年代初，全社会都在关注“拨乱反正”，大家都希望听到一些新的声音。我在教学中除了传授自己参与编著的教科书中提供的系统知识外，还注意介绍教科书里还来不及提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新动向、新进展。

在《教学》这一章里，我展开了一位教师在教学皮球掉进树洞时与学生的一段精彩对话，更给同学们留下印象。我问：要把皮球从树洞里取出来，该怎么办？当灌水、用钳子夹、用长竹竿捞等办法都行不通时，学生们犯难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依我看呀，就不要它了，再去买一个得了。一个皮球值不了几毛钱，何苦花这么大的力气？”

在我的诱导下，学生的注重经济核算、讲究投资效益的现代智慧，于不知不觉中，在师生的互动中形成了。多年后时任苍南县委组织部长的温兴华回忆说：“那时的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皮球掉进树洞的案例至今记忆犹新。他以全新的角度诠释教育过程，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深刻性和温州地方色彩。”

这届学生在1981年毕业后，由于社会需要和个人努力，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很多成长为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作家诗人刘文起、胡定生、唐方汉，企业家翁银林、黄金俊、金美棣、任永夏、王德才，律师陈进友，行政领导朱学新、吴方立、李立民、郑阿天，更多的在教育界有出色的表现：特级教师刘建永、邵胜新，知名校长林苗苗、林成植、叶德宣等，都奋发努力，有所成就。今天他们虽然都已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些老学生和我的师友情谊仍在延续！

1981年，平师开始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入读的“普师班”（以前的“民师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民办教师）。这批八十年代的“中师生”，今天他们都已成长为杰出的教育人才和省市教育界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6名特级教师、多名教育行政领导、杰出校长和教育理论家。部分被评为各级劳模、名师、名校长。这是因为社会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成才环境，这也是他们自身长期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与他们青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职前教师教育有关。

全国模范教师黄小梅说：“詹老师的课亦如其人，整堂课如同行云流水，枯燥深奥的理论知识，在他的讲解下，不再复杂，不再枯燥。这门原本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充满了情意，这为日后我深入钻研教育学、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自学考中，我的教育学曾获得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我想，这都应归功于詹老师。”

温州市实验学校书记何桂琴说：“1981年至1984年，在平阳师范读书的三年里，我有幸遇上了詹老师。当时十六岁的我对小学教育没有感觉，更谈不上理解和热爱。是詹老师领我走进自己曾经经历过，而又非常陌生的儿童心理世界和小学教育。老师的精彩教学令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二十四年来，我一直铭记恩师的教诲，怀着满腔热血、使命感和责任心努力工作。我的学生很喜欢我和我所教的学科，学习热情很高，能力也很强。做了学校行政工作后，我对工作也不敢怠慢，对教育敬畏、虔诚之心从未改过。”作为“人才”被引进杭州市任娃哈哈小学校长的胡君写道：“您是我在平师求学期间最敬重的老师，从您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受益终身哪！因为受詹振权老师的影响，我立志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优秀老师。20余年来，通过不断努力我终于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畅销书《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作者、著名家庭教育专家、碧桂园教育集团总校长陈钱林说：“饮水思源，感谢詹老师曾经的悉心培养！”黄小波是从平师出来的特级教师，杭州市江干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他对我说：“您是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会记住老师的教诲，努力工作，真诚待人，不辜负您的期望。”陈如春是温州市的“教坛中坚”，她说：“沉重的打击没有磨灭您的意志，反而使您更坚强；坎坷的经历没有埋没您的才华，反而使您更睿智。您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在师范学习时，我们最爱听您的课，您的讲座座无虚席。您不但在那时教我们知识，传授给我们教育思想，毕业后，与您重逢，您又鼓励我钻研教育教学，指导我的专业成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著有教育文集《教育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梦里梦外都是歌》（现代出版社）等的学友高振千回忆道：“詹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可亲可敬的老师。想当年，他凭着一支粉笔一本书，把原本枯燥无味的教育心理学讲得风生水起，引人入胜。现如今，再也看不到像您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型的老师了。教育硬件越来越先进，教育手段越来越花俏，可教育质量却越来越堪忧啊！”

后来由于地理阻隔而与我联系不多的老学生王光钏说：“我一生受过许多老师的教育，唯独詹老师对我的影响最深。他一堂课只有1/3的时间在讲课，由于他的精彩教学，这已足够了；而有2/3的时间让大家讨论，师生互动，这使整个课堂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地方。”

这时，我和同事们一道，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还对一些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和思考。根据未来工作的需要和学生的兴趣，开展了一系列包括校本课程、第二课堂在内的教学改革尝试。开展以专业思想和专业能力教育为重点的系列活动。在上述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我也作了一些理论概括，文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少后来已成为现实。

在那时几乎每周都有的学生自愿参加的学术讲座中，我先后给大家介绍过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法德日专家小组的《世界面临挑战》、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文献的基本观点，描述了“农业革命使人类脱离了原始人，工业革命带来了今天的全部物质文明，信息革命将给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形态和观念产生强烈冲击”的客观规律，把“知识爆炸”、“信息社会”、“产业革命”、“新兴技术”等概念，和邓小平先生“三个面向”的重要思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呈现在这些未来的人民教师面前，从而给同学们打开了认识社会、认识教育的宏观视野而深受大家的欢迎。对此，师生们认为这是个具有前瞻性的举措。许多当时的学友们常常深情地回忆起这些讲座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初尝当校长的滋味

1984年，连小组长都没当过的我，由时任平阳县委书记的陈桂连先生和许多同事的举荐，被上级任命为平阳师范学校的校长。当时的学生林明理对我说：“我们入学时，是您给我们做的始业教育，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的校长讲话。平师的“第二课堂”也给我们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这时，胡耀邦先生发出了“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号召，要求“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这些科学而又具挑战性的话语，说得我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那时我已46岁，但我还像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满怀跃跃欲试的豪情壮志。下决心动一动“大锅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乔石先生“改不改是态度问题，改好改不好是能力问题”（大意如此）的鲜明观点，交通大学的邓学初校长即使被“车裂”也要把教育改革进行到底的榜样，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坚定了我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人民教师，以改革求质量，实行坚决而有秩序改革的决心。

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每个部门的岗位责任，以及每项工作的规章制度。这项工作并不新鲜，但在责任和制度中规定了具体的、量化的目标，以及把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工作的量和质）和报酬挂起钩来，这在那时也算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鲜事。

平师时的老同事、今天的著名律师童洪锡先生说：“1984年暑假，詹老师上任伊始，便推行全方位改革。教学上，詹老师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及时掌握的国内教改动态，倡导‘少、精、活’，要求每个教师都投身教改，一时间，平师的教育教学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在行政管理上，他一改往日的传统，倡导教职员工参加校务管理，实行民主决策。

“詹老师还极有勇气和胆识地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提出了住房分配与资历、职称、职务、贡献等因素挂钩的房改方案。不难想象，在实施过程中詹老师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但他坚持原则，谈话、沟通、说服、争论，使出浑身解数，坚定地推行房改方案，由于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不谋私利，得到了全校上上下下的支持。令人佩服的是，当年詹老师提出的房改方案和若干年后国家全面实施的房改政策的精神基本一致。詹老师能够在没有大气候的背景下敢为人先，这不得不使人刮目相看，敬佩他的远见卓识！”

建立新班子，实行党政分工，加强学校管理。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强调在思想工作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班、团、学生会等工作中，逐步让学生唱主角，大胆让他们自治、自理、自强、自决。把专业思想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我不但作报告，晓之以理，更重视导之以行，通过社会教育调查、与小学挂钩当见习辅导员等活动，使师范生在实践中形成热爱教育、热爱儿童的思想感情。

除了大力推行教学改革，改变“满堂灌”，在学生管理上，我主张把“严格”和“活泼”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严肃纪律、从严要求：严格执行升留级、注册、考勤制度，更加系统、规范地搞“基本功过关”，严格“四项达标”验收；同时要活跃思想，活泼生活，灵活安排，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允许自由结社，可申请个别课程免修，开设暑期课程，建立领导与学生对话制度。

由于上述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东门山脚、葛溪水边出现一股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局面，1984年我曾为此应邀在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中师校长会议上作过典型介绍。总结这场改革经验的论文《学校管理改革引起的思考》发表在1987年第三期《师范教育》的头条。

尽管我是一个不错的教师，但作为一名校长，剔除环境的因素外，主观上是我缺乏实

际领导工作的经验，对困难估计不足，在革除积弊时不愿作明智的妥协，思想幼稚、简单化，拒绝使用必要的手腕。我的致命弱点更是“敢想而不敢干”，只是日夜心中郁闷。于是血压飞升，心脏病上身，经慎重考虑，向组织提出调整工作岗位的要求。承蒙上级批准，深圳大学、杭州大学、浙江教育学院等单位的清睐，其中一领导还两次给我写信。当时有许多人不解：对于一个只有讲师职称、年已46岁的人，究竟为什么让大家如此欣赏？有人分析，那时大家看中我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又有着二十年的教育实践经历：而且我的“实践经验”是从“不幸”中积累起来的，就这点来说，他人难以重复和“仿效”。 教教育管理的实践和研究

1985年，就凭着时任温州师院院长的谷亨杰教授的“填张表格当档案”的要求，我被正式调往温州师范学院任教育学教师（三年后这份染着我半生血泪的档案袋又在杭大人事处的文件柜背被发现）。由于生活安定、环境促进、加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历的积累，我的教学和研究的质和量都有了一个较好的提升。在这期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管理的研究上。

在八十年代，管理还是个新鲜的词儿。过去校长的指挥靠的是“阶级斗争”这个大棒，谁不听话就敲谁；今天这个老办法用不通了，得有科学的办法。这种科学的办法从哪儿找？我钻研了各种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观点和理论，发现它们虽然源之于企业，但与学校有共通之处，有许多“合理的内核”。我还结合哲学、教育学、新兴的“横断科学”，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界积累起来的鲜活成果，融入了自己二十余年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实际经验，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成果除了有多篇论文在各种层次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我还与学友一起，写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著：《中小学学校管理与领导》、《教育学》、《中学班主任工作原理》、《小学班主任工作原理和方法》和《中国教育管理学导论》。在裴文敏教授的主持和指导下的前两本著作还被大学教育系选作“教育管理学”和高师自学考试的“教育学”教材，曾多次重印。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开始对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一系列的实证和思辨研究，系统论证了“市场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动态适应”、“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社会化”等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学术界瞩目。

八十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阶段，温州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在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备受舆论界的质疑：温州“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是推动了还是“冲击”了教育改革的历史车轮？温州的教育发展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和策略？已成了不但是教育界而且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就此发表系列文章，论证了市场经济不但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还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前提；提出了“市场经济对于教育，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观点，为教育改革鼓与呼。上述这些论点，被认为是对“市场经济冲击了教育”论的一个有力反击。有人认为自己是在教育领域为市场经济提出辩护的学者。

与中小学师生合作，探讨教育教学改革的客观规律

在这个阶段，我和钱库二小、灵溪小学、龙港一小、四小、七小、永兴一小、瞿溪二小、梧田高中以及鹿城区教育局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特别是与广场路小学联手进行的“立体教育”研究，获得了浙江省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与蒲鞋市小学合作的“课外阅读系统化指导研究”，使实验学校获得了教育部赠送的一批课外读物；与树人中学合作“寄宿学校生活素质教育研究”，与罗浮中学合作“研究性学习实践研究”，均获温州市教育科研一等奖。

与此同时，我还与华侨中学合作进行《STS教育研究》、与树人中学合作进行《生活素质教育研究》，均获得省市奖项。

原温12中校长吴步旭先生说：“我多次听过他的报告，十二中在发展过程中，詹老师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八十年代起，就指导我们学校的课题研究，打造了社区教育的典型：由他指导并亲自任课的12中家长学校是全国的品牌（‘全国百佳家长学校’之一），为国家教委、省委宣传部所肯定；他指导的‘高效能学校研究’课题获省二等奖和教育部合作交流司颁发的项目成果奖。他一生伴随着苦难而始终不肯放弃，哪怕社会对他不公。他在苦难中坚持奋斗，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人格魅力，让我震憾！”

1988年，经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推荐，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温州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分管科研和招生。这时我除了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还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过去大家认为我们这种“教学型”的高校，只要把教学搞好了就行，科学研究不是硬任务。八十年代末，我主持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这些措施对营造研究气氛、提高科研水平，培养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主管招生的过程中，除了履行每年的招生任务，1992年我曾与班子主要成员为是否录取一残疾新生而发生了严重分岐。后来由于社会的进步和自己以辞职为代价的坚持，该生终于被顺利录取，今天他已成长为一个工作出色、深受学生喜爱的中学校长。

在走上行政岗位后，我还是没有放下教鞭，在繁忙的行政工作间隙，收获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我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外国教育资料》、《师范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光明日报·教育科学版》、《浙江教育科学》、《浙江教育》、《温州师范学院学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240余篇研究论文及二百余篇短论杂文。在教师职前教育研究，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学校管理研究，德育研究，家庭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和意见，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教育管理精览》《社会科学文荟》全文转载，被《教育研究文摘》摘录，多次获得各级科研奖励。

1995年，我的《班级教育管理学概论》出版了，这是在以前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研究的基础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班集体的建设问题的新著：书中我特别强调预期组织目标的达成，强调协调，强调管理和领导的区别。

浙江大学董远骞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詹振权教授的新著将班级教育与班级管理结合起来，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着重从教育管理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对班集体的建设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各门学科的接触点是科学发展上可望取得最大成果的领域，我认为他的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该书结构新颖，重点突出；在内容上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管理与教育交融的特色，是一本既有浓厚的学术性，又有应用价值的好书。”

1997年，我与金乡小学合作《关于儿童诗习作和小学生素质教育研究》，指导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诗写诗活动，并在习诗的基础上实施诗教。经两年的努力，三个实验班学生人均作诗400余篇，后精选200多首在《萤火虫。蒲公英》诗集中正式出版发行：成果获浙江省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校分别被命名为苍南县和温州市“诗教特色学校”

难能可贵的是小诗人们的儿童诗习作仍未就此停步：后来当年的合作者陈忠苏老师在我的微信上留言道：“早晨醒来，临屏读完老师的文章，感动着，感念着，感慨着！老师对‘诗教’课题的精心指导直至成果发表，费尽心血，老师对学术的执着，让我深受感动。关键时刻为赶时间，他在寒冷的冬夜里通宵达旦，一夜没合眼。该课题在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下获得省里大奖，该研究不但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二十来年的‘以诗为教’，使我爱上童诗创作，也为我个人带来了荣誉和动力。”

数度学术论争的亲历

1980年10月，浙江省教育学研究会在绍兴召开学术年会。我在题为《论教师积极性》的大会发言中，把过去领导们调动教师积极性的办法归纳为“评、比、管、斗、诱、骗”六个字。在阶级斗争风雨中过来的人，谁不怕斗？不管你有没有政治“尾巴”，只要你不听话，“帽子”是现成的，就有办法治你个吃不了兜着走。在谈到“六字经”的产生背景时，我把它归结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建议。这种带刺激性的提法引起了与会同行的争议和担心。有位老同志会后拉住我说：“振权，你怎么说话还是那样冲？五七年的教训都忘了吗？”的确，知根知底的老前辈和老朋友都为我担心。但大家都认为这是说“透”了的实在话，虽然还需要润色和加工。回校后，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改写了这篇文章，以《反馈与教师的积极性》为题，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教育科学版》上。这是我个人再次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文中观点，不少后来已成为现实。

1987年，某著名作者在《教育研究》上发表《教育的良性循环》一文，把“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表述为“乐趣—艰巨—乐趣”。我认为片面强调“乐趣”是成才的基础的观点是错误的。兴趣固然是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动机，但目的性更重要。因为社会不可能完全按照个人的志趣去使用人才，强调兴趣的结果只能使年轻人坐失大好成才良机，给个人、家庭和社会添乱。然后我根据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的传记和自己“成长”的亲身经历，把“人才成长规律”表述为“适应—积聚—创造”：把“苦”和“乐”都浓缩在“人才成长”的始终。这篇发表在《教育研究》这份权威教育理论杂志上，题为《关于人才成长规律的几点商榷》的长文，由一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向学术权威发起挑战，在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行校长负责制，这完全必要，但我认为还要强调“民主管理”：在维护校长决策的权威的同时，还必须使这种权威成为可监督的；因为只有通过分权、参与和监督，才能保证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1989年我在《教育研究》和《浙江教育科学》上，陆续发表了《论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和《论德育的民主化》两篇带有“民主”字样的文章，于是好些左兵左将们将眼睛怪怪地盯着我：当年的北京学生提出了“民主化”的要求，你的文章也有“民主化”的字样，还提到什么人权、自由和法治，你们之间岂非早有联络？一位在理论界颇有些影响的教授先生急忙嚷嚷道：“詹振权的这些文章在这个时候发表决非偶然，应该让大家明辨是非……”但终因响应者寥寥，这位老兄企图发起的“清算”也就不了了之。

这时我还对教育界的一个热门概念“素质教育”提出挑战，认为这是个“前科学概念”：缺乏概念新意和现实可操作性；主张对‘应试教育’要作客观评判；建议把“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在1984全国教育学研究会长春年会大会上，我作了题为《论德育的科学化》的大会发言，提出了必须实现德育地位、内容、方法、评价科学化的观点。到了九十年代初，为了吸取“自由化”的教训，为了加强和改善学校德育，许多好心的同志更认为把德育称为“统帅”和“灵魂”还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他们打算通过对德育重要性的再加温再加码，来改变这一被认为是“最大失误”的现实。于是，在当时的正式文件和报章杂志上频频出现“德育首位”的提法。为此我在《浅论德育地位的科学界定》一文中，批驳了“德育首位”论的缺乏科学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的不足；认为只有让年青一代在德行、智慧、和体魄三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

尽管文章得到权威学者、中国教育学研究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慎重支持，但终因“与中央精神相悖”而被三份学术杂志编辑部三度退稿，最后多亏《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陈增杰先生顶住压力、独力支持，才得以发表。此后尽管没人对此正面发表评论，但在舆论界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少数基层学校虽然还在继续沿用这一口号，但在国家的正式文件和高层次的学术刊物上，“德育首位”的提法已悄然消失，有人认为这与拙作有关。

1992年，有作者在《教育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师范院校里最不受学生欢迎的就是《教育学》。”提出“《教育学》的教学最不符合教育学要求”的观点。

对此我的同行和学生们认为我上的课就不是这样。我最后任教班级的学生连续四年把我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有98%的学生对我上的课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我教的88化学本科学生反映我上的课“就是高了一个层次”；88政教本科百分之百选修我的课；中文系主任袁泽仁教授评价说：“听詹老师的课，不要说学生，就是老师也会被吸引住”；部分实习指导老师听了我的实习指导课后说：“想不到当班主任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收益很多，很受启发”。一次我在一个大教室里上大课，突然停电了，我仍在一片漆黑中继续讲授，二百余学生依然鸦雀无声地专心听讲，直至下课无一人离席。杭州大学朱作仁教授在1991年国家教委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指名介绍和推崇了我，并以我的课深受欢迎为例，批驳了某些同志认为“教育无学”、“师范生就是不爱学《教育学》”的观点。

当年在有关专家的鼓励下，我向国家教育部申报了五年一届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推荐专家裴文敏教授在我的成果《评审表》上写道：“他的贡献不但在于提出观点，更在于亲身参加到多所中小学的教育研究实践，提出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詹振权同志在对基础教育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还研究了高师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的问题，发表的系列论著，获得了两项浙江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的教学以深刻、严谨、生动著称，公认为名牌教师。他关于高师班主任实习工作改革的论述，已被省内各高师借鉴。他著述的关于班级管理系列专著，在高师及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詹振权同志的这一系列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意义，特予推荐，建议评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实验研究一等奖。”

1998年底我接经办处室通知称，经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本课题名列第一。后来由于不明的原因而被他人取代，此是后话。

九十年代，由于上述的一系列“顽固”坚持，谢绝学友们“土洋结合”的善意劝告，以及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虽然历经四度“教授之痒”，结果终于真相大白，谣言不攻自破。但自那以后，在学术追求上，我仍然“死不改悔”。

与此同时，我还与华侨中学合作进行《STS教育研究》、与树人中学合作进行《生活素质教育研究》，均获得省市奖项。

后来我在此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题为《教育改革研究》的专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系统阐述了教育竞争论、民主管理论、立体教育论和社区教育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教育专家邵宗杰先生评论说：“作者上大学时，就是一个学习努力、待人诚恳而又多才多艺的大学生。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有机会长期亲身在中小学岗位上实践，为探索教育理论，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十分宝贵的直接经验和感性材料。为他超越某些从大学到大学，没有自己亲身实践和感性材料，只在书本上讨生活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基础和可能。”

一个普通教师的生命黄昏

1998年我60岁时，按政策离开了行政岗位，告别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四十年的教坛。2003年我的夫人病危，许多学友专程赴上海探望，谢世后数以百计的学友前来悼念，其中青年诗人、平师学生黄春微的“诗礼”特别令人难忘：“亲爱的詹老师，明天我去看你。我会给你带去什么呢？一杯现榨的胡萝卜汁，一个黑色的幽默笑话，还有以上的文字片断，这些都是纷纷飞舞的夜的羽毛。希望你老人家笑纳。繁星点点，注视着一个不灭的词：永恒！”

1998—2008年，我和老平师学生杨素琴，在她任瓦市小学校长期间长达十年的合作研究，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写下了浓浓一笔。她在由她主编的《创新教育——学校内涵发展探索》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詹振权教授，他给我们的指导，像上了发条的时钟始终停不下来。他不仅给我们上了许多与课题有关的专题辅导课，还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给我们周到的指点、严格的把关：从课题方案的制订到论证、实施、研讨、总结、鉴定、结集出书，教师研究活动的开展、成果的撰写、研究课的展示，他都给予具体而详尽的指导。”

这一课题不但让学校获得《浙江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营养健康金牌示范学校，被评为“浙江省文明学校”；涌现了1名特级教师，15名中学高级教师，18名省市“三坛”，65人次获得省市级以上的各项奖励。

我在与瓦小师生合作的过程中，指导和协助他们编写了《瓦市创新教育模式》、《儿童哲学（上、下册）》、《在生活中学数学》等13本反映研究成果的论著，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光明日报》在2007年6月20日以“温州瓦市小学校本课程结硕果”为题系统介绍了该校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中国教育报》、《教育信息报》等报刊均以通栏大标题报导和全面肯定了瓦小的创新教育研究的成果；十年间本地报纸53次对他们的研究作跟踪报导；教师中数以百计人次获得各级科研奖励；2012年《创新教育—学校内涵发展探索》一书作为浙江省21世纪教科研精品成果文丛之一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瓦小师生员工多年奋斗的结果，但我也不否认其中有自己的一分汗水。

十年后的2017年，在瓦小新班子和师生的继续努力下，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得更深更好，从而被评为“全国文明学校”。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的课题在我和潘小微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浙江省科技创新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2003年，我完全退休了，在经历了多年的病痛折磨后，回归享受生活的悠闲时光。我在家人和老学生的陪同下，近到乡野田园，远至西欧，北欧，俄罗斯，澳州，东南亚，到处游山玩水，享受晚年快乐。同时也在努力地总结和传播自己一生积累的教育和研究经验

对此，原温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陈莲莲女士在拙作《温州教育论稿》的序言里写道：“詹振权先生从教四十余年，不为逆境折腰，不为浮躁分心，不在顺利时却步，竞竞业业执鞭于教坛，孜孜不倦笔耕于灯下……可以说，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很多，而有他这样经历的人却很少；热心于教育研究著书立说的人不少，可像他这样持之以恒坚持思考研究、成果如此丰硕的人不多……”

在病情略显稳定后，我有更充裕的时间应邀为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们传授自己从教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感悟。因为讲授内容中渗透着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和亲身实践的鲜活体验，所以受到了听众的欢迎。

我退休后担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顾问多年，参与在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基础上创建“高职”的决策、改革进程，创办和主编《浙江工贸学院学报》，主编《浙江工贸职业学院校史》（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年），主持制定《浙工贸教学质量管理手册》。

现任该院纪委副书记的黄专途说：“我既是他平师的学生，又是他温师院的学生。但真正认识詹老师是在浙江工贸学院。我是在他的推荐下进入学院的，后来因为年事渐高，他几次提出要离开，但许多领导都舍不得。我和工贸的同事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知道他的为人，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还与《爱绿教育集团》密切合作：为集团董事长杨爱绿女士提供决策咨询，员工培训，编辑《主题文本》、《教子有方》等六本总结办园经验的著作（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离开集团多年后，我至今仍在享受着杨女士及其团队的关爱。

这一阶段，因积劳成疾，我经历了多年的病痛折磨；四次心脏病发作，放置了7枚“支架”后始获缓解。

近年来，虽然我的脑力和体力已急剧下降，我仍然坚持努力地总结和传播自己一生积累的教育和研究经验。我有更充裕的时间应邀为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们讲授《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研究法》和《家庭教育学》。因为讲授内容中渗透着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和亲身实践的鲜活体验，所以受到了听众的欢迎。一年暑假我从外地某市讲学回来，对家人说起这次培训原定六天，但学员们在听完第一次课后就强烈要求晚上加课。连续的六日六夜，虽然辛苦但很快乐，话语中流露出一丝得意。虽然我自知自己当校长当得不怎么样，但这一短暂经历加上几十年来一线的亲历亲为，使我在教育和管理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一个网名为仰望星空的未曾谋面的同行写道：

“‘让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学习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让学习成为一种休闲’，年逾七旬的詹老师说。2008年的他，不幸患上恶性肿瘤，术后他仍未停息延续一生的奋斗。他的讲座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古圣人对我们的教诲。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读书人是不读书的，从詹老师的讲课中让我感到愧疚：后来得知他的一生历经坎坷，近年又备受病痛的折磨，然而他坚持学习，坚持学术研究，继续传播自己的教育思想。试想：这对我们年轻教师是怎样的榜样力量！”

从2010年到2013年，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先后花了近三年的功夫，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写成了题为《都过去了》的长篇博文，对自己从教的苦乐一生做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总结，并在《人过五十网》连续发布，赢得了网友们的热情回应。点击和留言的过万。网友已觉不新鲜写道：“看你的博文像看电视剧，非看完不可，害得我连每晚必看的电视剧也给耽误了。”老同事陈德言写道：“我和你一样经历过那个苦难的岁月，但是你没有屈服，决心与命运一搏。我只想告诉您，读了您的书我真的很感动，忍不住热泪盈眶，忍不住立刻把这个感动告诉您！”《温州市志》主编张声和先生写道：“书中的外婆形象，在詹振权的笔下是那么高大。她把口粮省下来给外孙吃，自己却到河上捞飘浮的菜叶充饥。她买下一只老鸭给他补身体，花去的却是自己半个月的生活费。当灾难来到，他就躲到外婆身边，像是进入了平静的港湾。”厦门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谢泳先生评价说：“我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回忆录，有真感情，有丰富的细节、更有詹先生对历史的分析和判断。我相信本书在以后的时间里会更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

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学生的鼓励和支持：时任温州市文联主席的刘文起、晚报编辑陈秀春和中学高级教师叶兰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施正展、陈光、孙建舜在编辑出版上出了大力，让这本说真话的小书终于在种种阻力中“穿梭而过”。

定居洛杉矶多年、现已仙逝的老学生顾孟春看了初稿后留言道：“长长的距离，长长的线，长长的时间抹不断老师留在学生心中的点点滴滴。”但残酷疾病使这“长长的距离”成了永远无法连接的遗憾！

晚年感悟

最近，我从自己一生中二百七十余万字的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本《詹振权教育研究文集》。在向前辈请教时，原浙江省教育学研究会会长、我教育研究的引路人裴文敏教授写道：“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感言是真金虽然被埋没多时，但总是会显露光芒的……”浙江省教育委员会原主任、著名教育理论家邵宗杰先生说：“这里更需要点出你能在长期困难和痛苦的情况下，努力奋斗，把‘老师当得真好’作为你的动力和信念——你非凡的精神力量，你老弟的毕生奉献，能否把它展开写一些？”

我的两位恩师都过奖了：我既非“真金”，不曾“发光”，更无“非凡力量”和“毕生奉献”！我只是一个教了55年书的普通教师，一生未曾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未获得过什么国际国内大奖。尽管我的学长、学友和学生们在早期的信件、邮件中，晚近的微博、微信里对自己曾经的付出给予了显然拔高了的评价，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我只在自己的电脑里设了一个名为《收获》的文件包，收录学友们在我一生各阶段的评论和留言，我将它视作对自己从教一生的“颁奖词”。虽然大家过奖了，但我不敢自谦。我的体会是：为师的，当你实实在在地付出了，你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学生，社会，也会用“爱”来回馈于您！

当然当官当老板很好，当工程师理发师也不错，但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我情有独钟：我愿意当，喜欢当，且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当。今天的我，已从一个稚嫩的小青年“成长”为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温暖的夕阳照耀下，子孝孙贤，衣丰食足，头顶没有“帽子”，没有大字报，更令我欣慰的是，我与这些当年的学友们的友谊和联系非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薄和中断，反而更加炉火纯青。龚光满、龚德准、林贤奎等不在同城生活工作的学友时时来关心、看望，我的手机里很多学生微信群中，一个名为“詹氏门生”的微群尤其显眼，绍可、爱敏、立新、树标、吟吟、秀真、舒拉、志文等学友的火热留言，更让我的身心倍感温暖。

甚至许多不是我的学生的学友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一位我曾与其合作研究过的同行潘春波先生说；“这几年我一直坚持思考教与学，评上教授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感恩有您。《温州教育》2016年第6期“行者”栏目也叙述到我曾得到您的慈爱和帮助。”万文雄是我的一位老学生的与我未曾谋面的老师，他说：“你老师的巨作我己看了，他的一生、他的书值得一读，很生动、很感人，我流泪至少流了十几次……”

我的老同事章毓光教授说：“詹老师，拜读您的大作，很感动。教师生涯中象您这样有如此丰富的实践和感悟的，确实寥若晨星！您当得起这么多生辈的尊重与爱戴。”

我的一位年青的老朋友、诗人王小青写道：“ 又一次细细地拜读了您的大作，每一次在你的字里行间穿行，我都被深深地感动得想哭！一种温热久久迂回于心中，对人生的意义有了启迪！对您的从教经历和一生斐然成就有了更深的了解，真是精益求精！太棒了！看一次感动一次，写得真好！看得如演电影，场景再现！妙不可言！有您这样的朋友，真好！”

一位现已查不到他的真实姓名的老学生在我的微信上留言道：

“詹老师知识渊博，教学一流；勤于钻研，不图名利；一身正气，甘于清贫；爱生如子，友爱同事；为培养“教育园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您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我为有您这样的老师而感到荣幸！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大声说：真好！尊敬的詹老师！”

不久前我专程应邀赴杭州拜访因其骄人的工作业绩和学术成就，被作为“人才”引进到省城的我曾经的学生们。短暂的相聚，让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欣赏了他们的办学理念和让我引以为傲的工作业绩，也感受了他们头上的荣誉光环和对母校和当年老师的深情和记挂，这一切都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近日，杭州濮家小学总校校长、特级教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我30余年前的老学生黄凤英在我的QQ邮箱里留言道：

“敬爱的詹老师，愿老师生命中曾经的痛，都凝结成今日回首往事时，嘴角扬起的笑。拜读您的文章，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个个具象而温馨的镜头：教室里，聆听您的教诲；毕业后我们师生在温州、在平阳、在杭城相聚……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好老师，但在我心目中，您的品德，您的能力，尤其是您的教育情怀，值得我们永远追随！做学生的，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真好！！！”

他们，还有许多未标出名字的学友，纷纷用鲜红的颜色标出这类原话和叹号，似乎印证了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选择的判断。

我的一生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有了这批有情有义的学生，我觉得值了！今天我老了，我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享受社会和我亲爱的学生赐予的福祉，让我感到：

当老师，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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